稅務籌劃在當代西方國家早已普及。通常是指納稅人憑籍律師、會計師、稅務專家的精心安排與方案設計，減少或免除依照一般交易方案必須產生的稅負。成功的稅務籌劃能使納稅人大大降低交易成本，然后隨著反避稅的逐步深化，稅務籌劃的合法性變得尤為重要，特別是籌劃人對稅務、法律的精通程度已成為影響稅務籌劃成功與否的關鍵。本文擷取海外幾宗典型籌劃案例，以求掀開稅務籌劃神秘面紗的一角，供大家借鑒。 IBC v. Duke of Westminster（1936） 基本案情：Westminster依稅務律師籌劃，與雇員簽定合同，其中約定以非工資形式支付給雇員某筆款項。 英國稅務局認為：以非工資形式支付的該筆款項在法形式上雖非為工資，但實質上就是工資，相關稅收因此不能以非工資對待征稅。 英國上議院判定：英國稅務局的主張屬“類推征稅”，違背了稅收法定主義，且將當事人自己確定的法律權利與義務置之不顧。 評析：英國上議院Westminster判決確立了著名的Westminster稅收原則。該項原則在英國近半個世紀的稅收歷史上扮演了主要角色。本案得以成功籌劃的主要原因在于籌劃人良好的運用了“稅收不能類推”的基本法律原則。同時，籌劃人進行設計的交易（納稅人的合同）亦切實存在，并非虛構。換言之，交易形式的細微變化（非工資）不影響交易的實質及雙方因此確立的權利義務。由于交易本身是出于當事人真是的意思表示，“征稅不能類推”，稅收法定主義得以被完全適用。從中，我們可以看出英美法倡導的“契約自由”，在英美法哲學中占據了如何重要的地位。英國上議院也據此確立了著名的Westminster稅收原則。該項原則在英國近半個世紀的稅收歷史上扮演了主要角色。 IRC v. Ramsay （1982） 基本案情：納稅人Ramsay公司出售其農場獲得資本收益，按英國稅法該收益應繳納資本利得稅。為避免繳納該筆稅收，Ramsay公司聘請律師設計了制造成本損失，從而抵銷該筆收益的避稅計劃。按照避稅計劃，Ramsay公司購買Caithmead公司股票，同一天又向該公司貸款兩筆，金額一樣，利率均為11％，雙方約定貸款條件為：Ramsay公司有權減少其中一筆貸款的利率，并把減少的利率加到另一筆貸款上。貸款數日后，Ramsay公司行使合同權利，將一筆貸款的利率減為0，同時將另一筆貸款的利率增為22％。同一天，Ramsay公司將后筆貸款之債權出售獲利，依英國稅法，該債權證書出售所獲收益免繳資本所得稅。一周后，Caithmead公司將前筆貸款歸還Ramsay公司。由于上述貸款交易，Caithmead公司股價下跌，Ramsay公司拋售該公司股票因此受損，損失與出售債權憑證收益相等。Ramsay公司認為其出售Caithmead公司股票所受損失能地銷其出售農場所獲收益，因此免于繳納資本所得稅。 英國上議院認為：Ramsay公司出售貸款債權證書獲益，與因此引起的估價下跌遭受損失，貌似兩個各為獨立的交易行為，實質上是以避稅為唯一目的的設計的整體交易。經過上述系列交易后，Ramsay的經濟效果，財務效果其實繞回原地，與交易前并無區別。Ramsay既未獲利亦未受損。系列交易唯一可能之結果是將最后步驟，拋售股票產生之損失抵銷出售農場的資本收益，從而免除資本所得稅。這種“環形交易”除避稅外，無其他商業目的，因此Ramsay公司的股票損失不可用以抵銷出售農場所獲資本收益。 評析：Ramsay案例籌劃失敗，實則是虛偽表示規則適用范圍擴大的結果。對納稅人的各個獨立交易，英國法院一改以往分別審查、割裂對待的做法，而是結合整體交易的目的與后果，綜合審查。本案所涉各交易步驟，單獨看來，均未構成虛偽表示。但因各獨立交易組合而成的整體交易，既無商業目的，又無商業合理性，反而產生了避稅結果。這種類型的交易違背了法律意旨，不能也不應受到法律保護。從中也可以認識到，交易有無商業目的與商業合理性，亦成為認定交易屬“真實意思表示”還是“虛偽表示”的重要依據之一。 Furniss v. Dawson （1984） 基本案情：Dawson意欲將其在Opco公司的股票出售給W.B.公司。如徑直出售，Dawson須繳納資本利得稅，于是Dawson采用了專家提供的避稅計劃，即通過中間公司出售股票給W.B.公司。首先征得W.B.公司同意后，Dawson與離岸公司G.J.進行股權交換，Dawson以其在Opco公司的股份換取G.J.公司的全部股份。同一天，G.J.公司將換取的Opco公司股票出售給W.B.公司。按英國稅法，Dawson股權交換無資本利得，G.J.公司出售股票亦不致Dawson負擔資本利得稅。只有當Dawson出售G.J.公司股票時應繳納資本利得稅。Dawson公司避稅計劃的結果首先是延期納稅。 英國法院認為：Dawson通過股權交換形式全資擁有 稅務籌劃在當代西方國家早已普及。 通常是指納稅人憑籍律師、會計師、稅務專家的精心安排與方案設計，減少或免除依照一般交易方案必須產生的稅負。 成功的稅務籌劃能使納稅人大大降低交易成本，然后隨著反避稅的逐步深化，稅務籌劃的合法性變得尤為重要，特別是籌劃人對稅務、法律的精通程度已成為影響稅務籌劃成功與否的關鍵。 本文擷取海外幾宗典型籌劃案例，以求掀開稅務籌劃神秘面紗的一角，供大家借鑒。 IBC v. Duke of Westminster（1936） 基本案情：Westminster依稅務律師籌劃，與雇員簽定合同，其中約定以非工資形式支付給雇員某筆款項。 英國稅務局認為：以非工資形式支付的該筆款項在法形式上雖非為工資，但實質上就是工資，相關稅收因此不能以非工資對待征稅。 英國上議院判定：英國稅務局的主張屬“類推征稅”，違背了稅收法定主義，且將當事人自己確定的法律權利與義務置之不顧。 評析：英國上議院Westminster判決確立了著名的Westminster稅收原則。 該項原則在英國近半個世紀的稅收歷史上扮演了主要角色。 本案得以成功籌劃的主要原因在于籌劃人良好的運用了“稅收不能類推”的基本法律原則。 同時，籌劃人進行設計的交易（納稅人的合同）亦切實存在，并非虛構。 換言之，交易形式的細微變化（非工資）不影響交易的實質及雙方因此確立的權利義務。 由于交易本身是出于當事人真是的意思表示，“征稅不能類推”，稅收法定主義得以被完全適用。 從中，我們可以看出英美法倡導的“契約自由”，在英美法哲學中占據了如何重要的地位。 英國上議院也據此確立了著名的Westminster稅收原則。 該項原則在英國近半個世紀的稅收歷史上扮演了主要角色。 IRC v. Ramsay （1982） 基本案情：納稅人Ramsay公司出售其農場獲得資本收益，按英國稅法該收益應繳納資本利得稅。 為避免繳納該筆稅收，Ramsay公司聘請律師設計了制造成本損失，從而抵銷該筆收益的避稅計劃。 按照避稅計劃，Ramsay公司購買Caithmead公司股票，同一天又向該公司貸款兩筆，金額一樣，利率均為11％，雙方約定貸款條件為：Ramsay公司有權減少其中一筆貸款的利率，并把減少的利率加到另一筆貸款上。 貸款數日后，Ramsay公司行使合同權利，將一筆貸款的利率減為0，同時將另一筆貸款的利率增為22％。 同一天，Ramsay公司將后筆貸款之債權出售獲利，依英國稅法，該債權證書出售所獲收益免繳資本所得稅。 一周后，Caithmead公司將前筆貸款歸還Ramsay公司。 由于上述貸款交易，Caithmead公司股價下跌，Ramsay公司拋售該公司股票因此受損，損失與出售債權憑證收益相等。 Ramsay公司認為其出售Caithmead公司股票所受損失能地銷其出售農場所獲收益，因此免于繳納資本所得稅。 英國上議院認為：Ramsay公司出售貸款債權證書獲益，與因此引起的估價下跌遭受損失，貌似兩個各為獨立的交易行為，實質上是以避稅為唯一目的的設計的整體交易。 經過上述系列交易后，Ramsay的經濟效果，財務效果其實繞回原地，與交易前并無區別。 Ramsay既未獲利亦未受損。 系列交易唯一可能之結果是將最后步驟，拋售股票產生之損失抵銷出售農場的資本收益，從而免除資本所得稅。 這種“環形交易”除避稅外，無其他商業目的，因此Ramsay公司的股票損失不可用以抵銷出售農場所獲資本收益。 評析：Ramsay案例籌劃失敗，實則是虛偽表示規則適用范圍擴大的結果。 對納稅人的各個獨立交易，英國法院一改以往分別審查、割裂對待的做法，而是結合整體交易的目的與后果，綜合審查。 本案所涉各交易步驟，單獨看來，均未構成虛偽表示。 但因各獨立交易組合而成的整體交易，既無商業目的，又無商業合理性，反而產生了避稅結果。 這種類型的交易違背了法律意旨，不能也不應受到法律保護。 從中也可以認識到，交易有無商業目的與商業合理性，亦成為認定交易屬“真實意思表示”還是“虛偽表示”的重要依據之一。 基本案情：Dawson意欲將其在Opco公司的股票出售給W.B.公司。 如徑直出售，Dawson須繳納資本利得稅，于是Dawson采用了專家提供的避稅計劃，即通過中間公司出售股票給W.B.公司。 首先征得W.B.公司同意后，Dawson與離岸公司G.J.進行股權交換，Dawson以其在Opco公司的股份換取G.J.公司的全部股份。 同一天，G.J.公司將換取的Opco公司股票出售給W.B.公司。 按英國稅法，Dawson股權交換無資本利得，G.J.公司出售股票亦不致Dawson負擔資本利得稅。 只有當Dawson出售G.J.公司股票時應繳納資本利得稅。 Dawson公司避稅計劃的結果首先是延期納稅。 英國法院認為：Dawson通過股權交換形式全資擁有